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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内古特《囚鸟》精彩文摘:可靠的机器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9年7月21日 00:44


        本文摘自《囚鸟》,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译者:董乐山,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可靠的机器


1894年10月,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当时最大的一位老板,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创建人丹尼尔·麦康,通过工头通知他厂里的工人,他们的工资得减少百分之十。当时没有工会。麦康本人是苏格兰爱丁堡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自学成才成为一名小机械工程师,饱经风霜,头脑聪明。
他一半的劳动力,大约一千人,在一个有演讲天赋的普通翻砂工人科林·杰维斯的领导下离开了工厂,迫使工厂关了门。就是原来的工资不减,他们也几乎无法靠那点钱养家糊口。他们全都是白人,大多数是在当地长大的。
那天连老天爷也在表示同情。天空和伊利湖水天一色,都是铅一样的死灰色。
罢工工人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家去,他们住的小屋就在工厂附近。其中许多都是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的产业,他们街面儿上的杂货铺也是公司开的。

在这些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去的人中间,混着平克顿侦探事务所出高价秘密收买的间谍和坐探,他们也装作像别人那样怨愤、颓唐。那家侦探事务所现在还在营业,生意兴隆,是归拉姆杰克集团完全控制的一家子公司。
丹尼尔·麦康有两个儿子,小的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当时二十二岁,大的叫约翰·麦康,二十五岁。亚历山大该年五月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成绩平庸。他性格软弱,害羞怕生,说话口吃。大儿子约翰是公司的继承人,在麻省理工学院上一年级时就因成绩不及格而退了学,后来一直是他父亲最信任的得力助手。
工人们不论是参加罢工的还是不参加罢工的都一致痛恨他们父子两人,但是又承认他们两人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懂铸炼钢铁。至于小儿子亚历山大,他们觉得他女孩子气,又蠢又胆小,不敢走近鼓风炉、锻炉、落锤等最危险的地方。工人们有时见到他就挥挥手帕,跟这个无用的男人打招呼。
多年以后瓦尔特·F·斯代布克问亚历山大,他在哈佛毕业以后为什么到这样一个不友好的环境中去工作,特别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并没有坚持让他非去不可,亚历山大结结巴巴地迸出了一个回答,把他的话整理一下就是:“我当时相信有钱的人应该对他财富聚攒的地方有一点了解。不过,我那时真是幼稚。大笔的财产就应该不加怀疑地接受,或者一点也不要。”
至于在他干劲十足的父亲和哥哥面前,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多说什么话的。他的沉默暗中掩盖着一个日益使他高兴的秘密:他终于像他们一样精通了业务。在他们宣布一个决定之前,他总能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决定,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决定。天晓得,他也成了一个实业家和工程师了,只是别人还不知道而已。

十月里发生罢工的时候,他就能够猜到许多应该做的事情,尽管他以前没有碰到过罢工事件。哈佛仿佛是在另一个星球,他在那里学到的东西无法使工厂复工。但是平克顿侦探事务所却能够,警察也能够,也许国民警卫队也能够。在他父亲和哥哥还没有把这话说出口之前,亚历山大就知道全国其他地方不讲工资多少什么活儿都愿意干的穷哥儿们多的是。他父亲和哥哥把这话说了以后,他就又学会了一点生意经:有一些公司常常伪装成工会,暗地里其实做的完全是招揽这种工人的生意。
到十一月底,厂里的烟囱又冒烟了。罢工的工人没有钱付房租、买吃的和烧的。他们的姓名早已被人通知方圆三百英里以内的每家大工厂,让他们知道这些人尽是捣乱分子。他们名义上的领袖科林·杰维斯被关进了监牢,被控“谋杀”—当然是被陷害的—正在等候审判。

十二月十五日,科林·杰维斯的老婆,大家都叫她“大妈”的,带领二十个其他罢工工人的老婆组成一个代表团到工厂大门口,求见丹尼尔·麦康。丹尼尔·麦康写了一张条子,叫亚历山大下来见她们,亚历山大居然一点儿也没有口吃,向她们大声宣读了这张纸条。里面说丹尼尔·麦康太忙,没有工夫见不再同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有关系的外人。还说她们弄错了,公司不是个慈善团体。她们要求救济,可以到自己的教堂或警察局派出所去,他们会给她们一份适当的慈善团体名单的。但是前提是,她们的确需要救济,而且自己也认为值得被救济。
杰维斯大妈对亚历山大说,她要他带回去的口信很简单:罢工工人愿意不讲条件回去工作。他们大多数人如今已被房东撵了出来,没有栖身的地方了。
“我很抱歉,”亚历山大说,“我能为你们做的只是再读一遍我父亲的字条,当然如果你们希望我这么做的话。”
亚历山大·麦康许多年后说,当时这次对垒,他一点也不犯愁。相反,他还很高兴,因为自己居然是这样一部可靠的“……机、机、机器”。


冯内古特和他的《囚鸟》
作者:董乐山(著名翻译家)

        冯内古特的作品介绍到国内来,《囚鸟》已不是第一部了。但是对冯内古特作品的分析,似乎还莫衷一是。
        有人说他是科幻作家,有人说他是黑色幽默作家。读了《囚鸟》以后,我想中国读者不难自己得出结论来。他既不是科幻作家,也不是黑色幽默作家。

        不错,冯内古特利用过科幻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但是不论从他的初作《自动钢琴》,还是已译成中文的《猫的摇篮》都可以看出,他写科幻小说,不是为科学而幻想,而是有他更深刻的用意:借科幻以讽今。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写文章总是得有个借题发挥的因头。”同样,他的有些作品看似游戏笔墨,可以归为黑色幽默,但是亦岂仅幽默而已!

        其实,一个作家用什么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是次要的,重要的事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思想。这当然并不是说形式在文艺创作中不重要,他还是很重要的。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也是为内容所决定的。对形式的选择和追求,都是为了最好地表达内容。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必因为冯内古特究竟是科幻作家还是黑色幽默作家而争论不休了,也没有必要在文学争论中把作家贴标签分类了。文学评论家毕竟不是图书馆学家。如果要分类的话,唯一的类别恐怕是,某个作家是严肃作家,还是流行作家。但是有的时候,甚至严肃作家也写流行作品,流行作家也有严肃的主题。

        但是文艺评论似乎脱不了贴标签的痼习,什么浪漫主义,什么现实主义,名目不可谓不多,但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就不得而知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对人类的贡献和由此而发出的光芒,并不因后人给他们贴什么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标签而有所增减。相反,在百年千年之后,他们的作品仍像丰碑一样屹立,而标签却没有不因风雨的侵蚀而剥落的。因此,文艺评论家最好还是多谈谈作品的本身,它的形式与内容,比较近似地探索了一下作者的用意,而不是简单地贴些标签。

        我用“比较近似”一词,是因为我不相信文艺评论家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自称能够完全正确地理解作家写某一部作品的用意。他们多半是根据个人的理解对作品作主观的解释。至于这种解释在多大的程度上符合作家的原意,只有作家心里最有数。但作家多半对此保持缄默。他似乎没有这种闲工夫。不然他就不是个作家而是文艺评论家了。何况有些作家都已作古,即使他们愿意,要请他们出来写一篇“我为什么写XX”也办不到了。

        话扯得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谈谈《囚鸟》。

        《囚鸟》是一部与冯内古特其他作品迥然不同的作品,它既不是科幻小说,也不是黑色幽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但它又不是作家本人的自传,而是整整一代人的自传。这话从何谈起,且让我慢慢道来。

        《囚鸟》写的时间跨度是从19世纪初到尼克松下台,它所穿插的历史插曲,从萨柯与樊才蒂事件起,经过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希斯和钱伯斯事件,朝鲜战争,一直到“水门事件”。它的主人公与其说是主人公本人,不如说是整整的一代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它揭示了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激进转向保守,并最终沦为“水门事件”中一个不光彩的丑角的堕落过程。

        冯内古特就像中国的捏面人一样,把这整整一代人的历史当作素材,左捏右捏,捏出了一个个看似面目俱非,却又特别逼真的人物来。《囚鸟》仿佛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那面镜子,历史在这里究竟是遭到了歪曲,还是归璞返真,只有过来人心里才明白。但是这是一部多么心酸的历史!只有冯内古特那样的大师才能把它颠过来倒过去,而仍不失它本来面目。

        对于新一辈来说,读《囚鸟》也许觉得有些费劲,对于其中一些历史事实也许觉得有些生疏。但是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读《囚鸟》仿佛是重温旧梦,我相信不少过来人会一边读一边点头,会有似曾相识或者逝者如斯夫的感叹。

        就怕我也是个摸象的瞎子。

【千墨艺术网2019年7月21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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